“绿电交易”如何助力运营商实现“双碳”目标？

在“数字基建”快速发展的时代，作为间接碳排放在不断增加的用能企业，电信运营商“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内部和外部两大因素。内部因素是采取节能降碳措施，包括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碳技术，以及在内部尝试虚拟碳交易模式；外部因素包括对上游发电行业能源结构进行调整、监管部门统计口径的变化和开展“绿电交易”（绿色电力交易，简称“绿电交易”）等。本文将着重探讨“绿电交易”如何助力运营商实现“双碳”目标。

1 “绿电交易”的内涵与特征

从本质上分析，在全球范围内对碳排放加以控制，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采取的策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要暂时放弃部分发展权以获取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调节的对象是碳排放产生的主体，按照直接排放量的大小依次为发电企业、森林火灾、交通、重工业、生活建筑、农业；按照间接排放量的大小依次为建筑用电、轻工业用电、交通用电、通信用电等。

在森林火灾、生活建筑、农业等领域，当前暂无直接或者间接调节方式。过去我国政府在推动新能源方面主要是在供给侧发力，采取增加新能源发电补贴等形式，但是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随着“双碳”工作的深入推进，预计未来对于消费侧发力将成为主要趋势，需求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供给侧结构的调整。

“绿电交易”的本质是打通清洁能源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直接交易机制，而在过去则是通过电网公司的采购来实现“绿电消费”，由于清洁能源发电带来的稳定性问题、电力输送成本问题都反映在了电网对清洁能源发电的消纳方面，导致近年来出现了弃风、弃光、弃水比例增加的情况，国家通过强制各省制定可再生能源消纳目标来推动能源结构改善也效果不佳。在这样的背景和“双碳”目标确定的趋势下，“绿电交易”成为必然选择。相对于传统的碳配额，其交易灵活性更高；“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不同，后者是根据配额进行购买且交易灵活性很低，我国为了提升新能源的发电比例，从2017年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绿证”核发和自愿认购政策，绿证核发到每个省份。截至2021年8月25日，补贴“绿证”核发数量达到2988万个，成交数量只有不到8万个。其中风电绿证平均成交价格为每个177.4元，光伏绿证平均成交价格为每个680.4元。

2  国内外“绿电交易”现状分析

● 国外“绿电交易”现状分析

国外的“绿电交易”机制非常灵活，提供现货、期权、股权、积分制等各种形式。自2019财政年度开始，苹果公司就已经实现了100%“绿电”采购。在2021年苹果采购的“绿电”项目中，包含了苹果自建“绿电”项目、直接投资“绿电”项目和对“绿电”进行股权投资，其中自建占了大部分，只有大约1%是通过购买“绿证”，而且“绿证”的供给方要与苹果的电能消费在同一个区域。特斯拉利用政府对新能源车和传统汽油车的比例控制政策，获得了电动汽车碳积分，并将其销售给汽油车生产企业，使企业扭亏为盈。

● 国内“绿电交易”现状分析

国内用能企业采购“绿电”主要有三种方式，即为购买“绿证”、直购“绿电”和直接投资分布式能源。未来“绿电交易”很可能替代“绿证交易”，随着我国各省“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实施，消费侧“绿电”的需求将呈上升趋势，当前“绿电交易”价格不高，但是从长期来看，“绿电交易”有很高的价格提升空间。2021年9月7日我国“绿电”交易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以线上线下方式完成了79.35亿千瓦时绿色电力交易，其中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完成交易68.98亿千瓦时，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完成交易10.37亿千瓦时，交易采用了协商和交易撮合的形式，价格比长期用电价格高出0.05元左右，换算成碳交易当量价格为65元/吨（比碳交易市场价格稍高）。当前“绿电”的交易种类主要为光伏、风电，预计未来还将增加水电交易。万国数据（国内数据机房业务供应商）计划在未来10年内向中国广核集团新能源采购绿色电力，合计采购电量不低于20亿千瓦时。

● 新能源电力产能消纳成“双碳”工作重点

未来“绿电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将越来越高，2021年2月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征求2021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和2022—2030年预期目标建议的函》，这是官方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目标25%并确保完成，明确提出2030年可再生、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占比须分别达到40%、25.9%。

预计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将达到95%，这意味着未来新能源电力产能消纳将成为全国“双碳”工作的核心，而过去消纳是通过电价补贴从供给侧推动，未来消纳的根本点在于需求侧，措施包括对电信运营商等用能企业及建筑园区、建筑楼宇下发绿色电力消费的证书，作为企业工商登记、资质许可、企业评优、国企考核的前置条件或者重要考核项，因此笔者预计绿色电力将成为电信运营商“十四五”经营的重点。

3  运营商“绿电交易”策略建议

● 通过“绿电交易”提前锁定“双碳”预期

电信运营商、通信服务公司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长必将推动能耗持续增长，“绿电交易”具有新能源消费的价格锁定机制，为用能企业提供了“双碳”达标的全新路径。随着5G建设的深入，“十四五”时期我国开通的5G基站将达到550万座，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底仅为71.8万座。5G基站的能耗较大，庞大的用能规模将推动电信运营商电费的整体增长，国内三大运营商的电费预计在“十四五”末将达到2000亿元以上（其中5G电力费用到2025年将达到900亿元）。届时“碳达峰”的要求将成为一大挑战，在各省碳配额指标的“指挥棒”下，不排除通过能耗评估报告等措施限制通信网络规模增长，对运营商业务发展造成重大影响。而运营商各省分公司可以通过提前预估网络能耗增长速度，通过“绿电交易”实现“碳达峰”，其根本原因是企业增加了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进而加速了“碳达峰”进程。

如上述公式所示，由于运营商总用电量P不断快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部分当地电网碳排放因子的降低速度，但抵消的速度不及网络能耗的增长，而运营商如果通过“绿电交易”提高了清洁能源C的使用比例，且C的增长速度=能耗P的增长速度，则运营商就实现了“碳达峰”，而当绝对量C=P时，则实现了“碳中和”。因此，运营商“碳达峰”的时间取决于“绿电”的购买增速和网络能耗的增长速度，前者是可以人为确定的，而最难计算的是后者，取决于网络的建设规模与速度、节能技术的应用等因素。低碳节能技术仅能起辅助作用，因为更好的节能技术也会带来更高的成本，边际成本相应提高。

● 投资网络基础设施周边配套“绿电”项目

三大运营商及铁塔公司基站总数将在“十四五”末期超过1200万座，其中有1/4以上为宏基站，一些郊区、偏远山区的宏基站具备风能与太阳能发电场地资源，特别是杆塔资源本身就可以将风能与天馈线整合，每亩面积地面的发电功率均值可以达到11千瓦时（DC/48V），5G基站功耗在液冷等高效节能技术普及的前提下可以达到5千瓦时左右，而基站机房建筑本身也可以在屋顶及周边部署太阳能发电设备，通过风光电互补、风光柴互补、储能技术等措施最大限度利用自然能源；另外运营商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一般部署在内蒙古、贵州等地区，在数据中心周边投资“绿电”项目可以通过在线式售电使电网公司直接参与“绿电交易”，或者通过CCER认证参与离线式碳交易，并为网络提供部分绿色能源，可谓“一举三得”，具体碳交易模式见图1。

● 充分利用“绿电”制度与交易机制

根据发改委的初步估计，从长期来看，每吨CO2当量的价格300元的碳价是真正能够发挥低碳绿色引导作用的价格标准，未来碳资产价格将持续攀升，除了“绿电交易”、自行开发绿电项目、投资入股“绿电”项目等方式外，电信运营商还可以参与“绿电”项目的申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申报。根据碳排放披露项目（CDP）可以看到不同省份的用电排放计算的技术指南，每千瓦时“绿电”所减少的CO2排放量是不断减少的，具体公式为：排放因子=75%EFOM+25%EFBM（EFOM：代表社会的平均水平  EFBM：代表社会的最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延迟数据，也就是说2022年也许会根据2019—2021年的数据计算得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参与“绿电交易”时间越早的企业“碳达峰”的时间越早。而且“绿电”的价格将随着消费侧CCER碳交易价格的上涨而“水涨船高”，预计2030年“碳达峰”将增长6倍左右。

● 通过“绿电交易”建设“零碳”数据中心

《点亮绿色云端：中国数据中心能耗与可再生能源使用潜力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为1608.89亿千瓦时，占我国用电量的2.35%。预计，2023年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达到2667.92亿千瓦时，在未来的几年里将会持续增长66%，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0.64%。目前，运营商数据中心占其企业总体耗电量20%左右，80%以上的数据均为大型或超大型数据中心，而这些数据中心均有用电集中的特点，数据中心建设、运营维护如果仅通过清洁能源供电，不仅成本高，且电力配套也非常不稳定，而通过“绿电交易”建立“零碳”中心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运营商可以通过开展“零碳”数据中心认证方式推动各省公司开展“绿电交易”。

● 开发区块链技术赋能“绿电交易”

电信运营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聚能”与“赋能”两大角色，“聚能”就是企业本身的数字化转型、低碳发展，而“赋能”是通过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区块链是一种处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基于信用的技术，在数字世界“追踪”绿色电力，在物理世界环境中具有唯一性，在“绿电交易”的登记、出清、报价、撮合、合同签订、登记、结算等应用场景下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因此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赋能“绿电交易”市场。

总之，国内碳市场交易机制越来越完善，电信运营商应提早布局“绿电交易”，围绕能源资源链条、碳资产链条，与产业链上下游深入合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充分利用省级碳市场资源、企业内部碳资产，助力国家“双碳”战略。